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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司治理研究院李維安：加快公司治理轉型，促進公司高質量發(fā)展
中國公司治理的模式與演進
2019年10月19日，“中國管理學70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企業(yè)管理研究會2019年年會在上海市召開。南開大學講席教授、南開大學/天津財經大學中國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長、中國企業(yè)管理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李維安教授出席研討會并做主題發(f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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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安教授做《中國公司治理的模式與演進》主題發(fā)言
李維安教授在發(fā)言中指出，伴隨著新中國成立70周年來改革發(fā)展實踐，我國管理學的發(fā)展也走過了70年不平凡的歲月。在此背景下，通過系統(tǒng)梳理管理學發(fā)展過程，總結管理學發(fā)展的經驗和啟示，可以為新形勢下進一步推動管理學科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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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踐與學術演進視角，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公司治理發(fā)展可以分為5個重要階段，即：前公司治理（1949年-1977年）、公司治理萌芽（1978年-1992年）、公司治理起步（1993年-1999年）、公司治理發(fā)展（2000年-2012年）和公司治理完善（2013年至今）。李維安教授指出，中國公司治理改革發(fā)展的歷程，也是公司治理轉型的歷程。
“1949-1977年，國內經濟建設剛剛起步，面對物資匱乏、供應緊張的特殊情況，如何提高有限資源的配置效率是政府最為關心的事。為此，政府找到了直接管理企業(yè)的模式。政府直接管理企業(yè)實行‘國有國營’，實際上是典型的‘行政型治理模式’”。經營目標行政化、資源配置行政化和高管任免行政化是行政型治理的突出特征。行政型治理模式下公司治理行為的行政化問題嚴重，突出表現為“內部治理外部化、外部治理內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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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安教授回顧中國公司治理發(fā)展歷程時指出，受歷史文化、實踐背景等的影響，我國公司治理模式演進具有典型的階段性。中國所推行的改革呈現明顯的漸進式特征，因此在公司由行政型治理向經濟型治理轉型的過程中，受路徑依賴的影響，行政型治理水平的弱化和經濟型治理水平的提升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使得當前中國公司治理呈現出一種“行政型治理與經濟型治理相互交織并存的狀態(tài)，即行政經濟型治理”。
所謂行政經濟型治理就是將兩類治理規(guī)則機械相加，本質上是“行政型治理與經濟型治理間關系的錯配”。該模式下，企業(yè)經營目標上，既有經濟型目標又有超出一般企業(yè)所應承擔的社會目標，企業(yè)異化為多重目標的類行政組織；資源配置上，既有市場化資源配置，同時又具有各類隱性超額補貼，政策扭曲易導致資源誤配；高管身份上，國有企業(yè)高管既是經濟人也是行政人，加重其高管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皟煞N治理模式的磨合和摩擦，形塑公司治理主體行為取向，弱化公司治理有效性并成為誘發(fā)各類公司治理風險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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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沿著由計劃經濟向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而不斷前進，也正是在這一改革方向指引下，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在微觀經濟組織層面，企業(yè)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yè)制度。其核心在于“實現由企業(yè)形態(tài)下行政型治理模式向公司形態(tài)下經濟型治理模式轉型。即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公司需要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型治理與之匹配，需要市場化配置資源、經濟化經營目標，在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前提下完善公司的內外部治理機制，并實現由‘權力制衡’向‘決策科學’的轉變”。
總之，演進中的中國公司治理在這一轉型主線下“行政型治理度”不斷弱化，“經濟型治理度”不斷強化。兩種治理模式共存。當前，基于這一主線推動公司治理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厘清行政型治理和經濟型治理之間的關系，明確由行政型治理向經濟型治理轉型的改革目標，實現由“強行政型治理，弱經濟型治理”向“弱行政型治理，強經濟型治理”的轉型；另一方面，應以“多元化”公司治理思維為統(tǒng)領，在治理層面協調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等各方主體的綠色行為，進一步通過創(chuàng)新技術、方法和模式促進高質量和高效益的經濟發(fā)展，推動公司綠色治理轉型。